沙龙时常被引为法国思想文化繁盛的重要表征，长久地驻存在法兰西民族“记忆的场域”当中。语汇“往昔的沙龙”，标识着人们浓浓的怀乡之情。但欲真正地了解沙龙，尚须进入到历史深处追根溯源。

　　《在若弗兰夫人沙龙里诵读伏尔泰的悲剧〈中国孤儿〉》，是一幅描绘18世纪法国沙龙盛况的著名油画。画里聚集了启蒙时代法国政界、文学界、艺术界和上流社会的名流显要，包括孔蒂亲王、黎塞留公爵、外交大臣舒瓦瑟尔、出版局长马尔泽尔布、重农学派经济学家魁奈、杜尔哥、启蒙哲人封特内尔、狄德罗、爱尔维修、孔迪亚克、朗贝尔，以及沙龙女主人若弗兰夫人和莱斯皮纳斯小姐等，团团围坐在“费尔内教父”伏尔泰的半身雕像下面，中间神情凛然的法兰西学院院士达朗贝正在高声朗读《中国孤儿》，听众姿态各异，空气中似乎流溢着一股无形的思想。

　　按照这幅画以及无数文字作品所呈现的历史图景，与现实的等级社会不同，杰出的平民知识分子与贵族在沙龙里同样都是平等的参与者。优雅睿智的女主人在其中扮演着管理者和协调者的角色，以自身的修养和女性温柔谦卑的气质，调和男性的阳刚好斗，营造出礼貌而互利的思想交流氛围。更重要的是，“凭借沙龙女主人的努力，沙龙为文学共和国提供了政治秩序之源。”1749年若弗兰夫人沙龙的开张，让启蒙的文学共和国找到了“联合的中心”，哲人们从此在市民社会内部获得了独立于国家和教会的基点，自由地进行话语批判。而且，沙龙内部的话语批判，通过文学界的通信联系、手抄新闻、文学通讯和报刊杂志，扩大为面向法国乃至欧洲全体阅读公众的话语批判。18世纪六七十年代，巴黎沙龙发展到鼎盛状态，启蒙运动也恰值此时臻于高峰，启蒙哲人构建起广泛的信息和思想交流网络，进占了法国官方的各种文化机构，俨然成为公众舆论的裁决者。

　　但沙龙在法国有着漫长的历史，并非仅存在于18世纪的法国，从17世纪初期到19世纪中期左右，它一直是巴黎精英阶层生活的中心。实际上，法国沙龙的兴盛史与贵族的衰亡史是相伴共行的。它主要的角色功能，是处于逆境中的贵族打造新身份和观念认同的工具，以便在浩浩荡荡的历史转变大潮中为本阶层寻取新的象征性资本和身份认同标准。

　　近代早期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从现实到心理的层面均给贵族阶层带来巨大的“身份认同危机”。首先，随着行政君主制的艰难建立，国王警觉地守护着自己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权威，迫使贵族拆毁城堡，放下捍卫自己荣誉的剑戈。同时，王权将桀骜不驯的贵族排除在政治之外，任命出身低微的人作为自己权力的代理，学识、能力、天资和美德，而不仅仅是血统，成为新的进身之阶。其次，中世纪封臣为领主而出征的战争模式，已不适应近代西欧民族国家竞争的新形势，广泛的国民动员和常备军的出现，使贵族专于征战的功用消失了。与此同时，这也给平民提供了展示的机会，证明他们与贵族一样英勇善战。再次，商业革命在导致贵族贫困衰落的同时，也让一大批资产阶级发财致富，他们不仅像贵族一样拥有金钱，穿戴精美服饰，享用华服美食，而且卖官鬻爵制度又为他们获取官职和贵族封号、跻身贵族行列提供了通道，名号、职位、地产、府邸和珠宝不再是某个阶层成员无可争议的标识。最后是N.埃利亚斯所说的“文明化进程”促进了情感模式的变化，基于暴力本能的战斗欲受到了抑制，在人们的心理结构中，“文雅”取代了“野蛮”，中世纪骑士勇武好斗的价值观不再适应新的环境和情感模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抑制和在正常社交生活中的‘互惠互利’不断发展”。

　　既然爵位封号和血统出身不再能界定贵族身份地位，那么贵族阶层“安身立命”的基础何在?尽管宫廷社会为贵族的展示提供了场所，但那更多的是君主一个人的舞台，难以完全实现他们的自我满足感。因此，贵族阶层需要寻找其他舞台，既能提供优雅快乐的生活方式，又能形塑新的身份认同标准，表明自己依然是社会高等阶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7世纪初，以朗布伊埃夫人召集的上流社会聚会为代表，巴黎的沙龙社交出现了。它集休闲娱乐和精神交流于一身，能够让贵族为本阶层的身份认同找到新的意识形态，即生活方式、言谈举止和仪态品位，取代过去诸多有形的象征物，成为衡量优越身份地位的标杆，从而为自身的社会存在重新找到确定感。

　　再说说上流社交的主角——沙龙女主人，她们的仪态、举止和美德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尽管宗教和世俗观念对妇女本性与道德充满贬斥，但贵族对女性的态度深受封建时代骑士风度的影响。文艺复兴时代，经过新柏拉图主义精英的理想化，典雅之爱变成一种精神升华的工具，取悦女性、尊崇女性不仅是男性荣誉的体现，而且是上流社会礼仪的根基和社会身份高贵的明证。沙龙里彬彬有礼的交往方式，正是中世纪晚期贵族阶层礼貌观的传承。

　　在封建时代西欧的社会现实中，女性从属于男性，但贵族妇女等级的高贵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性别身份的低下。意在培育她们贵族身份意识的教育，除训练美妙的形体和优雅的举止之外，同时强调谈吐艺术，以便通过口头传授的方式代代传承女性文化，女性的角色主要定位在家庭的私人领域里。然而，贵族女性同时也承担着维系家族地位的责任，她们的婚姻缔结，与自己的情感无关，而是服从于家族战略，以扩展家族网络、壮大家族势力为归依，从而达到维持家族兴旺世系长久的目标。因此，贵族女性以家庭领域为基点，对外部广阔的社会政治领域施加着影响。沙龙女主人克制内敛的风格和高超的社交技巧，正是贵族妇女久远传统的延伸;她们所主持的沙龙也是由内而外地发挥着影响，是一个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叠加交集的地方。

　　至于沙龙里贵族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与想像的不尽相同，沙龙并非真正的平等主义机构。根据尚福尔记录的一则轶事，声名如日中天的启蒙哲人达朗贝，与埃诺尔院长、德维尔大人一起在德芳夫人的沙龙里，一位名叫富尼埃的神学博士走了进来，他与德芳夫人打招呼说：“夫人，很荣幸谨向您致最卑微的敬意”;对埃诺尔院长：“先生，很荣幸向您致敬”;对德维尔：“我是您最卑微的奴仆”;对达朗贝：“你好，先生。”尽管这只是一则轶闻，但它表明社会等级差别在沙龙里仍然是敏感的问题，“沙龙的参与者们并不能遽然抹去在团体主义社会中习得的习惯”。

　　总而言之，沙龙是法国宏观历史进程的产物，它作为贵族重新界定自我认同的工具而诞生。但它作为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参与了历史进程的创造。可以这样说，不是沙龙创造了启蒙时代，而是启蒙时代成就了沙龙。启蒙与沙龙，是名副其实的互利互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