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零 来源:新京报
让经典回归诸子百家的讨论中
问:选择我们的经典的标准是什么?
李零:我所选择的四大经典,和中国人的思想方法有关系。也是西方汉学家选择的四大经典。因为西方人很重视思想史,比如他们讲到希腊经典,一定会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思想家的东西,所以他们在中国古籍寻找的也是最有思想和智慧的作品。我们研究西方要读圣经,他们研究中国,在道教里找本书,当做宗教经典也可以理解。而且传统所说的经典从来都不是固定的,比如《论语》,无论在战国还是汉代,都不会算作经,它在汉代曾被视为传记,后来也恢复成经,所以经典的概念一直在发生变化,我讲的“冯胡异同”里,胡适先生一个重要的贡献是,讲思想史不独尊儒家,重新拉回到诸子百家的范围内来讨论,所以儒家经典也是诸子文化所依托的一个经典,其实它还在子学的范围内,而非经学。
《易经》被《易传》阐释为自然哲学
问:《易传》用以阐释《易经》,为什么被称为易学革命?
李零:说到《易传》和《易经》的关系,我们回过头看《汉书艺文志》就知道,在当时,选择术影响最大,所谓周易之学,虽然因为经学的作用,日渐被重视其思想内涵,但和今天一样,大家对它的兴趣主要在算命,所以仍作为一种术书在传播,在术书列里面,一方面,易学借助经学的力量,另一方面,用顾颉刚先生的说法,汉代的学术中,儒学本身就大讲阴阳五行,知识阶层和统治阶层也重视。阴阳五行,原本跟天文历算选择之书关系更大,但当时《周易》的地位已经改变了。从术书演变的历史来看,周易在战国秦汉时发生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跟我们自然科学史研究最密切的,是古代阴阳五行学说到底怎么形成,在《易传》的阐释下,《易经》获得了新生命——它变成阴阳五行学说的一个经典。而且,中国的数术方技无所不在,本身却没有一个经典,大家要研究阴阳五行学说,只好将《周易》作为经典。中国思想史中,关系到宇宙论和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周易》有独特的力量。所以一方面,我们是在讲一个孔子的时代就在读的最古老的经典,也要看到它在战国秦汉所发生的后续转变。这就是我理解的易学革命。
占卜是统计学,体现投机心理
问:《左传》中可读到古人会进行多次占卜,为什么?
李零:《周易》一直被用于占卜,而扑克和占卜相似,都是概率统计学,占卜里体现的投机心理是特别普世的,就像现在人们算命,求医问药一样。希腊人不管干什么都要去神庙里去找神谕。但时常又要走后门,不断贿赂神庙的祭司,最终是想贿赂神改变结果。《左传》里也记载了人类这种相似的原始思维,一方面要卜筮,一方面对结果不满,会多次占卜,还会故意做相反解释。情况很复杂,经过多种解释和占筮,有一定的随意性,根据自己的意愿,这需要去研究占卜的心理学。
李零:“我们的经典”系列之《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周易与《老子》同样讨论终极问题
问:周易所说的“道”和老子所说的“道”有何关联?
李零:《老子》说的“道”也是在探讨终极问题,虽然《周易》对“道”的理解对和老子的未必一样,但是他们所关涉的对象是完全一样的。
中国自然哲学传统一直在延续
问:中国自然哲学还存在吗?
李零:不能把中国当怪物,觉得外国有的中国就没有,比如,自然哲学是西方概念,我们过去想到自然起源问题,在西方宗教中,首先有创世纪。那么,中国创世纪在哪儿?中国人对宇宙怎么看?对这点来说,中国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但是不代表没有自然哲学观。中国的宇宙论和自然秩序,集中起来就是阴阳五行学说。虽然,阴阳五行学说并没有一本专著,而是散见在相关的自然科学分支里。在科学昌明的现代,也未必能有人专门对其进行科学研究,通常放在哲学系里,被搞思想史的人研究一下,但是中国毕竟是有这种传统的,在当代,对具体学说而言,它对中医理论的支配性较强。
港台学术也有政治背景
问:你作为传统文化研究者,怎么看海外新儒家?
李零:讲新儒家需要注意港台学术的政治背景。即使在台湾,文化也与政治运动相关。1966年,大陆在搞文化革命,台湾搞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其内资源就是新儒家和其理解的传统道,外部与美国当时一个基督教组织相关,这个组织在搞世界道德重整运动——要以基督教的道德来统一其他道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也是以儒家为核心。希望建立儒教,领导四大宗教。新儒家宣言,基本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非常相似,近年来大陆很多非常响亮的政治口号,是从台湾来的,比如大爱无疆就是台湾的净空法师提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后来也歇了,原因就是李登辉上台。但是他们那边歇了,我们这里兴起了。
要公允评价两岸传统文化
问:近年来谈传统文化必谈台湾学术界,你怎么看?
李零:台湾学术这些年在中国放大,和中国现代思想界的生存状态有关系,历史基本都是吃后悔药的,都爱往以前看。离我们最近的后悔药就是台湾,现在台湾有一种神话,说传统文化都在那里。比如1948年底,蒋介石发动抢救大陆学院文化计划,台湾本地不知什么叫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国民党带去的。
台湾学者有个比较好的优势,就是没有太多的政治运动,但学术也并非脱离政治。同样大陆学者也没有中断传统文化,中国文物也没有全跑到台湾去,绝大多数在大陆。学者也在这儿。你去看看中华书局、三联、商务印书馆的书目。古典文献的出版都是很多的。对台湾和大陆的文化要做公允的评价。
2013年伊始,《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在三联书店出版,这本研究中国最古老经典《周易》的作品,标志着李零“我们的经典”系列正式收尾。自2007年起,他在三联书店陆续出版《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等。这一系列的源起,恰好涵盖了李零多年来几个主要研究方向,简帛文献和学术源流,《孙子兵法》研究,中国方术研究,海外汉学研究与中国古代兵法等多方面。他从古代学术思想的源头开始梳理,正本清源,发悟今日之学术,以启未来之思想。
尽管,学术之辩常新,难有定论,但李零深知,比结论更为重要的是学术讨论的气氛和环境。他在“我们的经典”总序中,借胡适和冯友兰对待中国哲学史的不同态度表示,复兴子学,才是重归古典。让儒家由学术史上一家独大的地位,回归百家争鸣的环境。由此观之,由其多年的学术追求观之,这就是“另类”李零的态度。
李零:“我们的经典”系列之《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
重解经典 先去魅后读书
始自2007年底,李零以在北大讲课的笔记为基础,撰述“我们的经典”系列。对中国古代四大典籍《论语》《老子》《孙子》《周易》进行了解读。
他认为,这四本书“年代早,篇幅小,比其他古书更能代表中国文化,也更容易融入世界文化。”《论语》和《老子》讲人文,《孙子》和《周易》讲技术,最能体现中国文化中的世俗性与人文性。
同时,李零表示,“我们的经典”,并非古圣人经典,而是自己心目中的经典。他还将一种世界性的比较眼光,引入选择标准——自己选择的“经典”也是西方汉学家选择的四大经典,“他们挑选的,是和中国人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关系最为密切的书。”
而对于四部典籍的解读切入,李零的做法是先去魅,再读书。在《丧家狗》以及续篇《去圣乃得真孔子》中,他拿孔圣人开“敲”,反对对论语的意识形态解读,他认为,历史上捧孔子,汉儒讲治统;宋儒讲道统;而拿儒学当宗教的,是近代受洋教刺激的救世说。由此,他看出了两个孔子,一个死孔子,是圣人;一个活孔子,是普通人。他主张将孔子还原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去儒学的宗教化、道德化。李零表示,分20个主题解读论语,不是跟风而是逆流,是要泼冷水,把儒学拉回到子学的地位。
由此态度延展至《老子》、《孙子》、《周易》,他在古代典籍中,看出了可以启迪今人的普世智慧,“是研究思想史和古人思维方式的工具”。例如《老子》之逃遁,他以为是回到自然或人性。同时,他反对今人对古代典籍急功近利的态度,“讲《易经》就是算命,讲《孙子兵法》就是商战”,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当时盲目的国学热。
而对于这种治学态度中的经世致用,北京大学教授唐晓峰这样评价,“李零恰恰不是埋头读古书的人,他的现实感受力极强,每次大潮起来,他都能意识到其中的问题,非常清醒,也敢于对潮流说‘不’。”
李零说自己是读书人,将“我们的经典”和其他著作看作读书笔记,表示“读书就是长知识、解闷寻开心,和普通读者其实是一样的。”并引用孔子“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说法,再次表明何为“先去魅,后读书”。
三年磨一剑 考据义理释易经
在李零口中,文化是一个大课题“我们的经典”四部作品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同样重要。
不过,作为最古老经典,《周易》的重释意义重大。传说中,人文初祖伏羲画卦,而文献考古显示,商周便已出现雏形。其后,从孔子口中得以佐证,“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可见,《周易》已经是当时的经典。到了汉代,《周易》居群经之首。后世九经、十三经也保持了这个排列顺序。《周易》在西方世界被公认为东方古老智慧的代表。但多年来少见深入浅出的译本,导致其变为一本人人爱谈论但无人能看懂的经典。
汉代女娲伏羲拓片,相传八卦理论即为伏羲创制
石刻八卦图像
简帛文献和学术源流,中国方术研究是李零的学术方向之一。在此研究基础上,他著有《中国方术考》《中国方术续考》。如果说,“我们的经典”中前三本,李零基本保持一年一本的从容,到了《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他则耗费了三年时间。依据传世文献,将《周易》的渊源和基本思想置于学术史、思想史的框架下,做了提纲挈领的分析。书中用400多页,20个占卜术语,逐句对《周易》进行解读,不能不说是下了一番考据工夫。
他在《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参考书目中,细数了从汉魏唐宋旧注,到清人著述、近人著述、出土文本研究、易学史及其他共5部分的40部参考书目。同时,在前言中,提供了读周易的方法,即“先读原书,次读易史,最后读出土本。”又开出了14本书目。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出身的李零一直从事先秦典籍研究,李零式解读所强调的,恰恰是基于严谨考据,尊重原书词章,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从而上升到义理。力求避免对古代学术的误读和时髦曲解。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赵超说:“不用现代人的想法去解读古人,这是真正的学术与政治宣传、时髦看客之间的本质区别。”
周易——这本被世人视为“算命书”的古老经典,李零的态度是“世皆迷其占,我独爱其辞”。他表示,说周易不能不从占卜开始说,占卜体现出古人的思维方式。但也要看到,占卜只是概率,更为重要的是《周易》经传中蕴含的阴阳对立、五行循环的自然哲学。
他戏谑地在文中说道:“看病,算命,谁也拦不住,世界杯,看台上全是迷信鬼,贝利的预言总是落空。你问《周易》灵不灵?最好去问章鱼保罗。”
看似难讲话讲的全是大白话
作为群经之首,《周易》也是最难读懂的古书之一。李零亦坦言,只要读一读就知道,《周易》是本十分枯燥的书。
而他在《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中,对《周易》正文加以全新的整理和疏解,破解了许多疑点,并用简要的语言贯通大义、白话译注。
翻开本书目录,可见“六龙天上飞”“母马地上跑”这样口语化的句子,它们注释的恰恰是古代朴素辩证哲学中最严肃的二元起源:天与地——“乾”卦与“坤”卦。而“小肥猪,真可爱”“老公羊,脾气坏”这样的句子分明充满了童谣般的鲜活趣味。《周易》中充满了极为艰深的术语和古文,经此注释,顿时拉近了生活。曾有网友这样评价李零。看似难讲话,但讲的全是大白话,十分浅显易懂。
汉代熹平石经拓片中的《易经》
在圈子化课题化的当代学术界,李零“不入基金账目陷阱,不搞集团攻势”,也极少主动介入公众舆论中,作为用脚投票的人,他在自己的研究方向上用力,写“自己的书”。而他的写作之所以出名,并不完全因为其学术专著的“难”。更在于他系列普及类作品中的“易”,无论多么晦涩艰难的概念,李零总能解说得明白晓畅。
他的大白话,也体现在说话的直来直去。这些年,他研究海外汉学有些心得。他直截了当地表示,要给国学热降温,也要给港台学术和海外汉学去魅,李零认为,1949年以来,大陆的人文学术,通过学术机构的建立与完善,文物、文献的科学发掘与整理、研究,并非产生了断层,相反,他以为,“传统文化在这儿,文物在这儿,学者也在这儿。”不能盲目迷信港台学术。
原标题:《易经》可用于占卜,更是一种自然哲学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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