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落后世界 太在意钱

 

     全国政协常委靳尚谊在全国政协文艺组首场小组讨论中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我了解的情况是，文化产业在各国GDP的比重，最高的是美国，占30%；亚洲最高的是日本，占12%左右；印度，占6%左右；而我们中国只占2%。这就说明在文化产业化上，我们是相当落后的。现在的问题只是在于，我们在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把钱放在第一位。”靳尚谊表示，文化和其他经济不一样，它是双重的，既有经济上的价值，又有精神上的影响。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争取找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怎么样既有票房又对人有积极促进的作用，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刘大为：艺术工作者要践行美育职责,中国梦的实现需要高素质人才，这些人才不仅要有先进的思想、精湛的技能、健康的体魄，还要有健全的性格、高尚的情操、良好的情趣，这都与青少年美育密不可分。长期以来，我们深入农村、牧区写生采风，走基层支教，特别到一些欠发达以及老少边穷地区时，感受到美育工作的春风还没能吹拂到孩子们的心田。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情况是，一些消极、恶性社会事件的发生，与缺乏对青少年进行持续而有效的美育教育有直接关系。据我的调查了解，很多地方的青少年教育中还存在重德育、智育而轻美育的现象。学校在课表上排了美术课，实际上却并未开设；学生学习美术也经常被家长和老师指为“不务正业”“没有用”。美育教具和用具极为短缺。另外，美育师资薄弱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在农村中小学，美术教师队伍普遍缺员，美术成了“搭配”课，一些学校甚至被迫停开美术课，这使得很多农村学生缺少起码的艺术知识和欣赏能力，美育的功能因而遗憾地丢失了。因此希望国家和各级教育机构进一步加强对美育工作的重视，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的美育工作，并利用相关政策，落实相关标准、措施，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多方努力。艺术工作者是文化建设、发展和创新的主力军，也是美育工作的受益者、实践者和推动者。艺术家们将艺术创作和实践融入美育工作责无旁贷。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文化艺术大发展、大繁荣，艺术工作者的创作状态高度活跃，创作条件、环境不断改善，文化和社会影响力、感召力提高，他们有条件、有热情、有能力积极参与到美育事业中，特别能够结合艺术创作、工作，有效、切实地承担美育职能，这对艺术家深入生活、感悟现实、增进创作，也大有裨益。普及美育是艺术工作者的职责。我们到农村、山区写生，当地的乡亲都很感兴趣，特别是孩子们瞪着亮晶晶的大眼睛，一站就是半天。这说明他们渴望美。我们做过努力，协助艺术家和当地的业余美术工作者和美术老师“结对子”，建立长期联系，在美育的知识、技能和设备上提供帮助，效果很好。

    全国政协委员冯远：创作也要“提质、增效、升级”“这次两会听取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我印象最深的是总理提出的‘向深化改革要动力，提质、增效、升级’。艺术家如何通过创作的丰富想象力、生活的积累、精湛的语言，来不断创作出更好、更优秀的艺术作品，实现创作上的‘提质、增效、升级’，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冯远提出文艺创作也需要和其他行业一样“提质、增效、升级”。冯远认为，首先在目标理想上，要强化正道至善、追求理想、凝心聚力的文化价值观；创作关爱心灵、质胜于文、雅俗共赏的文化产品；提倡尊重劳动、祛邪求正、互敬互助的文化方式与行为；推行尊重规律、与时俱进、务实高效的文化管理模式；塑造融中华优秀文化与现代创新理念的文化新形象。在具体实施上，冯远认为从高端层面要创新思想、创新文化理念，一是发挥政府、专家与智囊机构的调研、决策、统筹、规划作用，积累当代文化财富、创新文化思想。二是引领导向，抓好一批进行中的重大项目，如中华经典（文、史、哲）文库、当代文化精品工程等，务必达到国际同行较高水平，以利于平等对话。三是物色培养一批中华文化代言人，利用对外重大文化交流活动，有计划、有步骤地精心组织策划，向世界推介。四是加大对外翻译的投资，多渠道通过请进来、送出去对等交流的原则宣传中华文化。五是认真保护有形和无形的中华文化遗产。来自社会层面的支持对文化建设也意义重大，冯远认为可从多个方面着手：下大力气推进全民读书日活动，为改变社会风气提供正能量；坚持主流价值观，繁荣人文社科、文化艺术创作研究，加大文艺批评、理论指导实践的力度……,此外，冯远还认为，队伍建设是实现上述方面的重要保障， 要认真抓好文化干部培训，提高综合素养和执行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吴长江：推动主流价值取向中国当代美术赴外展,当代中国主流美术所取得的进步和成果主要体现在国内，这与当代中国国际形象与国际影响力现状极不相称。为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有必要组织力量，整合资源，遴选一批水平高、分量足，具有权威性，能充分反映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伟大变化、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生活、美术创新成果的优秀作品赴外展览，力争进入西方主流社会，切实提升中国美术的国际影响力。 在中国美术赴外展览的过程中，面临以下的困难亟需解决：1.长期性、系统性不足，未能实现常态化推广。不同美术机构各自为阵，未能统一谋划布局。诸如“维也纳金色大厅”、“卢浮宫美术展”等现象背后，隐藏着租场、赠票、档期等问题，既不能代表中国最高水准，也无法增进西方观众的了解。2.缺乏有力的组织和资源整合力量。目前实施的项目大多规模较小，且各自为阵，资源未能有效整合、拧成一根绳，欠缺规模化集体推出的力量。3.缺乏持续有效的推广途径和渠道。当代中国美术对外推广的效果不仅取决于美术家的水平和作品的质量，同时也取决于赴外展出和推广的渠道与方式。4.推广方式陈旧，满足于从前模式化的推广方式，较少考虑西方社会和观众的惯例和习惯的接受方式。填鸭式的硬性推广策略已经难于生效。5.深度合作项目较少，缺乏有针对性的深入专业研究和策划意识。仅有“中华文明五千年艺术展”（1997—1998）等少数展览产生广泛影响，而诸如美国艺术三百年、法国印象派绘画珍品展等在中国的宣传推广则获得极大成功。6.缺乏有效的专项资金支持。目前国家财政加大了对文化艺术方面的投入，但在有针对性的对外推广方面，缺乏专项资金的统一支持调配。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建议采取以下措施：1.由政府出面，提供相应的政策保障和资金扶持，相关部门进行配合。主要通过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精心策划，组织专家力量、遴选优秀作品，推动具有主流价值观取向的中国当代美术作品赴外展出。整体推出主流美术，切实发出主流声音。2.展览作品内容以人民为中心，选择近年来创作的，反映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艰苦奋斗、热情建设、民族团结、人民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具体题材，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伟大变化的精品佳作进行展览。3.展览策划不宜过大或过小，应以中大型展览为主，既便于组织发动，又能产生切实的广泛影响。在展览场馆方面，应选择有影响力的主流博物馆和美术馆。4.全国美展览创办于1949年，是中国最大规模的国家级综合性美术作品展，至今已经成功举办十一届，代表中国当代美术的最高水平，具有广泛影响力。近年来组织的日本、韩国、澳门等地的巡展在当地产生了有效的作用。建议从中选择一批优秀作品，赴海外巡展。此外，“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全国青年美展”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进行海外推广。5.近年来展出的“灵感高原”、“天山南北”、“浩瀚草原”等少数民族题材专项展览产生了广泛影响。建议从中选择优秀作品，策划海外展览，既让西方观众了解民族地区的历史和现实，又反映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曾在意大利举办的“雪域高原”巡展也提供了现实可循的良好模式。6.整合研究和策划力量，支持美术史论家、评论家对中国美术的研究，组建专业团队，对具体展览项目进行策划，部分展览可以采取与西方重要博物馆、美术馆和知名专家合作的方式，用他们习惯接受的方式进行推广。

    全国人大代表许江：活化传统，塑造心灵之美,“要让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关键就是要立足传统，活化传统，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心灵教养在当代得以传承，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得以显扬，真正发挥凝聚人心、提升人心的作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一番慷慨激昂的话，引起在座代表和媒体记者的共鸣。“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公民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虽然着墨不多，但意义重大。”许江代表说，今年，国家的重点工作很多，这些工作从根本上讲都与核心价值观相关。眼下，我省大力开展的“五水共治”气壮山河，功德无量，这里面就蕴含着一种精神之水。精神之水心中来，它可以滋养人的心灵，美化人的生活。许江代表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人们面临价值观的诸多冲突，面临网络生活的诸多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当代活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是当务之急。以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一方面推陈出新、当代发展；另一方面活化传统、弘扬美德。让传统文化在“可感、可知、可行、可能”的情境下得以传承，打造一部中国人的精神图谱，塑造中国人自己的生活和文化世界。这次，许江代表带来一份有关“活化传统、弘扬美德、社会动员、全民推广”的建议。他认为，应该在阅读经典、更新礼仪、培养技艺、复兴节庆、谋划家居和重建乡土六个方面采取措施，培养人们对于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的领悟。他建议，编写国学导读读本，弘扬传统文化，将国学经典导读作为中小学和大学的必修课。强化典礼仪式，丰富仪式文化；制定《家庭礼仪准则》，强化礼仪教育；建立全民书法节，倡导全民书法；利用媒介力量，开展节庆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范迪安:优质展览和文化供给要形成合力,“今年美术界政协委员的发言和提案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思路非常开阔，这与美术家深入生活、接触基层现实是分不开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介绍，委员们普遍比较关切美术的社会作用。范迪安强调说，进一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尤其做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惠及更多民众，同时发挥文化在提升民族审美素质、文化素质方面的应有作用，都是美术馆在这个时代应有的工作目标，也是硬指标。“美术馆因公众而存在，没有观众，美术馆的意义就得不到体现”。提及目前国内美术馆的现状，范迪安认为有三方面需要加强。一是加强展示内容，要将展览策划好、编排好、呈现好，使观众获得良好的艺术体验，在服务内容上多下功夫。二是丰富美术馆服务形式，普泛性与学术性结合，使公众在美术馆有主人翁的感觉，愿意沉浸在美术馆的气氛中。三是美术馆藏品要常以为继，必须要有积累，要增加藏品的规划和收集，开拓资源，并充分发挥藏品的作用，开展藏品研究。近年来，国家推动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免费开放，事实证明，免费开放的政策为人们提供了更多走向公共文化空间的机会，也增加了人们接受文化熏陶的自觉性。同时范迪安也指出，“有一个课题需要解决，即在免费的情况下，怎样使优质的展览项目和文化供给形成合力”。“就美术馆而言，目前比较困难的就是吸引外来资金。我们的展览大部分是政府经费或美术馆、博物馆自己投入，有限的金额很难做到全面型服务，应该把赞助商引进大展中，使其能够支持公益事业。目前国家已有一些鼓励企业支持和赞助公益活动的免税政策，但这些政策实行起来比较困难，各环节还不够通畅。”范迪安建议，“相关激励政策必须要透明化、规范化，同时也应简明、便捷，才能吸引更多企业支持公益事业，共促文化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施大畏：文化需要价值观的理论支撑,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文化软实力，最后落实到文化产品的生产，就是用什么来表达我们的思想、意念和理想。对艺术家来说，文化产品就是自己的作品，价值观更是在创作作品时所担当的责任。艺术作品需要价值观的理论支撑，有了理论支撑作品才会宽广。要为这个时代讴歌，把核心价值观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和理解，将艺术作品放在国际语境中来阐述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今天的艺术创作，不是停留在13亿人口中展示我们的才能，更要得到世界的认同，在国际语境中产生更大的影响。依靠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支撑，产生文化自信，变成文化自觉的行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就会壮大。这就是理论成果的说服力。要有好的文化产品落地,“我们的文化艺术应该在人类文明的世界平台上，进行公正、平等的理性对话，而不是东办一个展览、西办一个展览。”施大畏说，今天中国的文化式样已与世界同行，中国艺术走向世界，就要解决“在什么语境下讲什么故事”的问题，这是一个宏观层面的战略性问题。要找准中华文化的精髓，并进行有效的阐释。“大家都在谈核心价值观，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有好的文化产品落地，比如一部好电影、一本好书、一件好作品等就是一个标杆，而不是仅仅去谈一个概念，却说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好。”美术馆作为公益事业单位，是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平台。施大畏认为文化惠民有三个要点，一是要有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内容，二是要有一个好的平台，最关键的是提升公众的文化素养。他举例说到最近上海的两个热点，一是莫奈展，一是《功甫帖》争议。“前者所强调的《睡莲》其实是商业画，而莫奈最具学术意义的作品是《日出的印象》；后者发展到最后，几乎没有多少人关注苏东坡那9个字的书法和文化含义，倒是追逐交锋本身了。”所以他认为，面对这样的局面，如果美术界不发声、媒体不引导，不把真正的要点跟老百姓讲清楚，其结果就是导向发生偏差，这是很可怕的现象。

    全国政协委员许钦松：艺术家应拿出更好的创作回报社会,许钦松针对美术界关注的国家美术馆开建和国家艺术基金成立两大热点发表自己的看法，认为这表现了国家对艺术创作支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力度，艺术家应该珍惜当下的机会，拿出更好的创作回报社会。对于国家美术馆的建设，许钦松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美术的最高水平，是世界了解中国文明的窗口，必须和国家的文化战略、价值观相符，要将之放在历史格局中进行判断。国家美术馆的长期陈列应由国家统一调配资源，统一管理来展示中华文明的成果，在世界文明的大框架中，不受任何利益干扰，在历史的坐标上，做正确的选择。应采取专家管理的模式，对纯粹的学术问题进行有效管理，长期陈列代表中国最佳水平的作品。许钦松非常赞同设立国家艺术基金。他认为艺术基金跨越了政府投入的单一模式，进入了国际化的资金管理模式，这是一大进步。艺术基金的资金来源方面，政府肯定要有一定比例的投入，除此之外，应积极引入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的积极性需要国家一定的政策支持来调动，比如说减免部分税收。资金的管理应该按照国际管理，需要专业的部门和人才。

 全国政协委员李翔：改革教育方向和模式 培养有创造力的人才,李翔认为创造力是国家民族相互较量的最后标杆，人的创造力与教育紧密相关,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目标离不开教育改革的支持。他说：“中国所享受的现代文明成果比如飞机、手机甚至抽水马桶，有哪些是中国人的创新发明？我们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应该反思。”基础教育目前有许多误区，知识灌输和应试考试扼杀了人的创造力。李翔以自己的经历举例说，尽管文化大革命使得自己错失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却有幸保留了绘画的兴趣，没有被考试扼杀，从而走上了专业创作的道路。他认为，目前我国的基础教育过于重视考试和知识灌输，百分之九十的学生都存在厌学问题，近视、多动、叛逆等问题层出不穷。他提议教育的方向和改革模式要以是否能培养出创造力的人才为导向。只有改革现行的教育方式和模式，才能培养出大量的有创造力的人才。作为一名专业画家和艺术管理者，李翔认为国家美术馆的开工建设是美术界的一件大好事，打造世界一流的国家美术馆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引进西方美术馆的管理机制、学术研究机制，吸纳大量的专业人才包括引进海外人才。二是协调好展览的多样化和长期陈列的关系。在长期陈列方面，比如书法馆从古代的书法到现代的书法一定要长期陈列原作，原作要全，质量要好，展示中国书法的来龙去脉。三是控制国家美术馆收费办展览，让美术馆挣钱的观念是不现实的。自主的学术主持和策划才能保证展览的质量。四是成立学术审查委员会，每个艺术家都可以申请办展览，通过了就可以获得免费办展览的机会。

全国政协委员吴为山:取向不明确、艺术性不高,—城市雕塑问题不少 城雕建设亟需立法,一座城市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由诸多因素构成。城市雕塑是其重要的元素，它往往是城市精神、城市灵魂的符号与象征。它的非实用性决定了其应有的纯粹以及应当承载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2009年，据中国雕塑院的普查统计显示，在全国661个城市已立起的6万多件雕塑中，81%是近30年来所创作的。这些作品为繁荣国家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其中不乏精品力作。但就整体而言，尚存在不少问题。概括起来，一、思想精神取向不明确、混杂；二、艺术性不高，创造性不够，相互模仿，题材形式雷同；三、工艺与工程制作粗糙；四、作品与城市社会文化历史空间、心理空间、精神空间缺少内在联系，与建筑空间不协调；五、建立和拆除城市雕塑的随意性强，缺少将雕塑纳入城市建设的具体规划之中的举措；六、根本问题是没有立法。因而，把城市雕塑的建设纳入法制建设的轨道，加强城市雕塑的科学管理刻不容缓。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制定城市雕塑行业全国性的法规和行业标准；健全组织机构；建设部门要发挥好专家的集体作用，实施“规划先行”；严格评审制度，把握好艺术水平；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的市长班要开设城市文化、城市建设、城市雕塑的系列专题讲座；对重大历史题材、重要历史人物、超大型雕塑、投资量大的雕塑项目和重要场馆、城市重要节点的雕塑要建立规划报批、评审制度；对宗教题材的作品尺度和安放地点要有合理的规划与规定；对历史人物和当代人物的纪念雕塑要列出参考名单，由有关部门下发文件予以规定；对各类人物雕像安放的场所、雕塑的尺度在宏观上要有相应的限定与规定；对建成的作品必须立牌，标明项目的立项管理者、创作者和施工者，以示责任；建立分级评比制度；实行城市雕塑建设百分比计划；对确实在意识形态方面有问题、艺术水平差、工程质量差和安放地点不适合的作品要拆除；在城市雕塑的思想、文化、精神建设方面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文化部门要把关。

   全国政协委员尼玛泽仁：艺术机构过多过滥 应有监管机制,“现在很多民间的机构、协会都是未得到国家、政府批准的，动不动就冠以国际、中国的名号，更有一些人把自己冠为‘天下第一人’，大师满天飞的现象比比皆是。然而这些冠名一般人是分辨不出来的，这就导致很多人花了上千万元买来的东西却是赝品。这极大地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降低了艺术品的档次，更是影响了中国的书画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营。相关机构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才行。”尼玛泽仁说话的声音很洪亮，整个人带着一股浩然的正气。据了解，仅北京一地，这种冠以国际、中国名头的机构就数以千计。在香港地区，这种机构虽然没有注册，但是也要有相关的手续才能成立。但我们的现状是很多的地方连手续都不用办，随意两三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机构，而带头人也就顺理成章地将自己冠以主席的大名。对于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尼玛泽仁认为：“有序的发展和监管是必须的，如果没有监管体制，就会出现混乱的现象，学术机构也就没有权威性可言，大师这个名称也就变成了泡沫。这需要文化部、中国文联能出台监管机制，以保证机构设置的有序发展。”此外，尼玛泽仁还注意到现在一些艺术机构领导人过多。“很多高官介入到艺术领域，是因为有很多油水可以捞，这里面存在一定程度的腐败因素。现在有很多人喜欢用官职衡量一件作品的好坏和一个人的艺术成就，而不是用真正的才学来看的。”对于此种状况，他表示：“一方面要有监管机制来对各类协会的岗位设置予以监督，遏制官本位现象的滋生，同时要用政策和资金扶植正规学术机构的发展，这样才能推动机构的有效‘瘦身’，形成行业的良性循环。”

全国政协委员韩书力：西藏画派作品亟待保护性收藏,“每当海内外来访的同行提出要求，想看看西藏当代画家的作品，我都只能婉拒。”韩书力如是说。连续数年，他一直在提案中强调，要为西藏当代绘画作品提供一个好的归宿，尽快成立西藏美术馆。“目前西藏画派的作品没有一个正规陈列和研究的地方，大批画作流散到海内外。我提议国家每年拨出一定款项，用于抢救、购入和收藏西藏当代画家的优秀作品。”据韩书力介绍，西藏当代画家的艺术作品，或者被入藏游客低价买走，或者自生自灭。“画作需要被时间和观众检验，哪幅是自己的巅峰之作，连画家本人当时也很难意识到。”2013年，当韩书力准备举办“进藏40年绘画展”时才发现，自己青壮年时期的得意之作中，很多作品的价格已经涨到无力回购，只好商请收藏者借给他展出，更多画作则已无处寻觅，只能以照片代替。“画家创作力的顶峰时期非常有限，如果可能，我们都希望代表作能留存在西藏。”韩书力在提案中建议，希望国家能尽快考虑建立西藏美术馆，使其成为一个向世界展示西藏文化发展成果的平台。“如果现在不收集一些精品画作，将来即使建成美术馆，又用什么内容来填充呢？”

 全国政协委员潘鲁生：希望从国家层面重视设计、发展设计,潘鲁生今年关于“建议国家实施设计促进计划”的提案是对去年提案的延续和深化，希望进一步从国家层面制定政策和措施，推动中国设计的发展，解决我国设计产业与其他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各自为政，缺乏较强的产业融合度和凝聚力的问题，促进设计的产业融入和新兴业态培育发展。他注意到，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就加强创意、设计知识产权保护，实施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人才扶持计划，鼓励创意、设计类中小微企业成长，突出绿色和节能环保设计导向，完善相关扶持政策和金融服务等提出指导意见，这是对设计界很大的鼓舞。 潘鲁生以工艺美术为例指出，传统工艺样式和技艺如何充分融入当代生活，并得到传承和延续，设计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传统工艺样式和技艺如何充分融入当代生活，并得到传承和延续，设计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精彩的创意设计可以使传统工艺美术焕发新的生机，既可以成为时尚产业的一部分、成为制造业人文工艺的增值部分，也可以以当代艺术的形态出现，重新建构审美、文化、生活之间的联系。在提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原创”转型进程中遇到的最大的阻力时，潘鲁生说：“我们现在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各个行业之间、各个项目之间的不协调。对于设计，文化是引领，科学技术搭建一个基本的框架，然后品牌的形成主要是看大众的消费。这三者的关系如何梳理好，关键是政府层面的协调，希望从国家层面重视设计、发展设计，解决我们在产业转型升级、文化传承发展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使设计成为一个关键的因子和杠杆，发挥落实和推进的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卢禹舜：创新方式方法，推进落实艺术惠民,“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一直关注文化惠民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禹舜，今年提交了《关于创新方式方法，推进落实艺术惠民的提案》。卢禹舜表示，艺术惠民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推手，但由于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因素，目前艺术惠民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公益性艺术产品的供给仍滞后于人民需求的总体增长；一些斥巨资建造的文化艺术场馆，包括博物馆、美术馆依然存在长期闲置或观众稀少的现象；艺术供给与人民需求错位，艺术惠民的“剪刀差”不时出现；缺乏富有民族文化精髓与核心价值理念的文化产品，以及因地制宜、因民制宜的有效方式。“更好地推进落实艺术惠民，关键是要创新方式方法。”为此，卢禹舜提出几点建议。第一，因地、因时、因民制宜，创新设计和组织更能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艺术活动。应充分考虑到地域文化喜好的差异，借鉴和推广各地经验，比如上海浦东向社会“购买”专业服务，实行“政府招标、百姓点菜”，不再大包大揽，让政府从众口难调的尴尬中抽身，并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共同参与，让文化服务因为专业而细致、因为细致而得民心。第二，重视民族文化精髓和核心价值理念在艺术活动中的适当体现，以自然亲切、贴近人心、贴近生活的内容与形式营造和谐中国的艺术景观。第三，充分发掘利用中华民族民俗传统和民间艺术，承续文化记忆，强化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内化中华艺术精神。第四，利用有特色的艺术节等活动，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热情，让更多群众参与到艺术创造中来。第五，重视传统艺术与高科技手段和艺术产业的有效结合，充分利用动漫、动画、影视、新媒体传播等元素，促进艺术惠民的有效落实。

   全国政协委员何水法：给孩子更多“爱和美的教育”全国政协委员、国画家何水法说：“现在的孩子们，就是将来构成中华民族的主体对他们的教育关系到未来整个国民的素质。”何水法希望未来教育改革能够更多地向音乐美术等艺术教育领域倾斜，不要让乏味的书本知识扼杀了孩子们的天性。他说：“孩子们的天性像小鸟一样，要飞翔的，你都把它扼杀掉了，还谈什么创造性、创新？更不用说实现‘中国梦’了，因为创造力是一个民族的活力！”对于为何如此重视青少年艺术教育，何水法坦言，这是多年走访国外的切身感受。他举例说，比如在意大利，刚入学的儿童几乎都知道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艺术巨匠；而在中国，知道达·芬奇同时代的画家沈周、徐渭等的青少年少之又少，这令他心生遗憾。还有，每到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美术馆参观，何水法看到当地小孩在老师的带领下欣赏画家的作品，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羡慕之情油然而生。“我一直强调从小就要学习中华文化，要让孩子们了解我们的家底，中国文化需要传承。”何水法说。他认为青少年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最直接、最形象的方式就是从中国书画入手。对此，他提出了具体实施方案：一、政府有关部门出台政策，将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作为青少年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在中小学阶段对传统中国书画的教学；二、学校定期邀请名家进校园讲成长经历，增强学校与美术馆及民间美术团体的互动，让中国书画成为少年儿童耳熟能详的艺术形式。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博导，何水法就艺考方面的思考也写了提案。他经过多年对各地高校走访调研后发现，英语成了很多学生的软肋。“有个山东考生，画得很好，考我的研究生，每次都差一分及格。”何水法认为，艺术和科学、医学等门类不一样，外语对中国书画的帮助微乎其微，在艺考中要降低英语比重。同时，由于艺术水平的判断存在一定主观性，为确保公平竞争，何水法还提出了新考核法。比如：增设有利于本门类艺术发展的考试科目，中国书画专业可以增设古汉语、诗词等传统文化科目。

    全国政协委员李象群：艺术教育金字塔倒置结构亟须改变,在李象群看来，当前我国艺术教育的现状呈金字塔倒置结构。就此他建言：“首先应从幼儿园、中小学开始进行艺术教育的普及，全面提升全民素质。其次，在大学，应减少招生，培养研究型、高尖端人才。金字塔要正过来，不然，由于艺术市场、职业市场吸纳力有限，现在大学艺术专业毕业的学生中，很多没有合适的就业机会，人才拥堵，形成了不少艺术家村。”就非官方艺术团体的冠名问题，李象群提到两个关键词，“混淆”和“竞争”。在他看来，一些非官方文艺社团冠名“国家”或者“中国”字样,会混淆社会视听。而这类机构所组织的活动出现任何不良后果，都会推到国家身上，这会给国家造成负担和负面形象。另外，如果在市场中，竞争双方因为冠名混淆而不能平等竞争，也会产生社会的负面反应。谈到艺术批评的欠缺，他认为现在只有评和赞，没有批，因为怕得罪人。“很多评论家没有职业态度和精神，大多数艺术批评跟经济挂钩，没有对一些问题去做评论。很多研究者针对传统的艺术，比如明清以前的作品，进行评论，但对现当代的艺术，尤其是当代艺术，极少去评论。”他认为艺术批评很重要，是对美术史的一种梳理，在批评当中发现主体文化和主流文化。“西方美术进入中国以后，我们的艺术家是在不自信中存在，没有我们自己构建的美术史，大多数属于给西方美术史填空，给西方交作业，西方认可我们就认可，这样我们就没有批评了。”

 全国政协委员龙瑞：现在要为中华民族文化正名,龙瑞的提案和加强民族文化相关。他认为，现在要为中华民族文化真正正名，“过去我们把它打倒在地，并且踏碎了，我们不能含含糊糊就把它打倒，又糊里糊涂给扶起来，得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就如何加强民族文化，他说：“文化现象背后所凝聚的深厚文化精神是决定我们文化形态、文化理念的基本制衡点，不从基本的文化精神上挖掘、梳理和研究，特别是在一些文艺理论和批评建设上，没有好的文化导向和精品意识，价值取向就是混乱的。现在有点过分强调硬件的建设，很多地方都搞文化一条街，建了很多文化场馆，但如果没有好的作品，光有场馆有什么用？”谈到艺术批评现在较为薄弱的现状，他认为：“真正的艺术批评是促进艺术发展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没有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就缺乏思想，没有思想的艺术是没有吸引力的。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现在都强调市场化、快餐化，原来国家设置的很多艺术理论研究机构，有时也架不住市场的诱惑。从这点看，我们现在从事艺术理论工作的人员缺乏一种文化担当，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对于艺术家的身份和生存环境，他强调要从艺术本体的角度来看。“从艺术本身来说，艺术是大众的，没有一个社会整体和艺术环境的提升，任何地方也培养不出艺术家。艺术严格来说是不分专业和非专业、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从局部看，某种艺术或许有小出入，但从整体看，专业和非专业、体制内和体制外这种明确区分，对艺术并不是一件好事。再说，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本身就强调我们文化是普世的，我们中国文化的精神就在这一点，否则这种文化精神就丧失了。”

全国政协委员李延声：呼吁建立国家肖像画馆,李延声把自己长时间关注、调研的3个问题写成提案：《关于加大对非遗传承人保护力度的提案》、《关于支持老一辈文艺家著作出版的提案》、《关于建立国家肖像画馆的提案》。“目前被认定为国家级传承人的有1986位，其中已有150位去世，有不少人也年老体弱、面临传承断代甚至人亡艺绝的问题。不少地方存在着对非遗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因此加大对非遗传承人抢救性保护工作力度，非常必要，迫在眉睫。” 李延声认为，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关键是对传承人的保护。他建议目前对国家级传承人每人每年由国家财政补助1万元增加至3万元。“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成立至今，漫长的历程中，老一辈文艺家冒着腥风血雨投身革命、呕心沥血、笔耕不已，创作了许多文学艺术佳作。许多人已经去世，因为种种原因，他们的经典作品和传奇经历未能得以整理、出版。”他在提案中提请有关单位支持阮章竞（1914—2002）、张志民（1926—1998）、袁鹰（1924—）等老一辈文艺家著作出版。作为卓有建树的人物画家，李延声非常关注肖像画的展陈，倡议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或新建的中国国家美术馆内设立国家肖像画馆。“英国在维多利亚女王支持下，于1856年就建立了国家肖像画馆。我国唐代凌烟阁就陈列了开国元勋的画像，供人们瞻仰、观赏。”李延声认为，国家肖像画馆可以成为公民教育的好场所。“观看这些肖像，一个个为国家历史和文化作出卓越贡献或发挥了重大作用的人物形象呈现在眼前，犹如在读一部活的历史。”

全国政协委员汪国新：中国连环画应申遗,汪国新“两会”提案，希望曾经达到很高艺术高度的中国连环画可以作为非物质财产。汪国新表示，这样提议除了出于孩童时代对连环画的情结，还因为中国曾为连环画的大国，很多老一辈优秀画家都创作过连环画，使之达到后辈以及国外也无法超越的高度。汪国新认为，申遗的作用除了可以让世人记住这个黄金时代，也可以为当代的艺术创作树立一个榜样。“中国动漫现在产量非常大，但为什么没有给大家留下什么印象？因为它在用的是日韩动漫的审美艺术，而本民族的审美意识却渐行渐远。就像麦当劳培养的一代，就是美国人的味觉一样。”他更建议政府投资一个亿，以资助一批老画家牵头带学生创作一部连环画巨典，创作内容可囊括本民族的名著及外国名著，通过史料的学习和生活的感悟进行独立创作，创造一部中国连环画百卷大典，为后世留下一部煌煌巨作，以告诉后人中国的连环画艺术可以达到怎样的高度。

全国政协委员王林旭：以开放姿态探寻世界文化强国建设路径,王林旭深感国家推出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战略正当其时、意义深远，就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宏观战略谈几点建议。首先，应把建设世界文化强国作为目标。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不断攀升，世界对我国文化的认知度也在提高，客观上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了有利条件。由此我认为，今天的中国文化正在国际上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受众，具备了顺势而上、建设世界文化强国的有利条件。其次，要准确把握文化传播的基本方向。王林旭委员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若想要外部原封不动地接受都是不现实的，肯定需要进行面向外部受众的适应性改造。而这种改造的过程，就是把自身融入外部文化，同时也相应地将当地文化融入自身的过程。由此可见，相融是我国扩大文化和价值观影响的最有效途径。这样的文化传播，才能更容易在外部引发共鸣，在当地得到植根发展的机会也才会更多，而交融要求我们和传播对象取得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更有利于让文化突破意识形态藩篱，使中国文化在世界上产生积极和持久的影响，让中国的价值观步步深入人心。再次，应站在世界发展的高度上开展创新。面向世界的文化创新，就要把重点置于走近人心，把落点置于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在世界整体利益上找到共同关注的、能够启发人类良知和善意的并有助于消除国家纷争、社会不公、利益短视、破坏环境、滥用资源等共同问题的创新任务。这样的文化创新，最有利于跨越国家间在传统、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有助于塑造共同的价值观，自然也有助于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提升。最后，把促进互动当作中国文化传播的关键路径。一个成功走向世界的文化，不应该是让世界被动接受的，而应该促进各国间的交流、理解、学习、借鉴和互补。作为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中国，应该具有这样的胸怀和眼界，应该能够在与各国文化的互动中进行服务于世界的创新，并以此充实和推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朱乐耕：人文教育关乎社会诚信机制,“重新拾起中国人美好的记忆，重新找回我们的美器，重新去寻找我们的雅致，我们高尚的艺术品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朱乐耕继去年两会期间发表“我的瓷器梦，我的China梦”后，今年两会他的提案为《重视人文学科，重建中国核心价值观》。人文教育得不到重视，社会的诚信机制就容易出问题，最大危害还在于民众失去人文理想。对此，朱乐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将人文科学的重要性提升到和自然科学的重要性一般高。1.加大对人文学科科研经费的支持力度。2.不仅自然科学设立院士制度，人文科学也设立院士制度，这样有利于宣传一些在人文科学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3.推迟有学术成就的教授和学者的退休年龄，由于学术的积累需要时间，大多数学者60岁正是思想成熟，学术研究能力达到高峰的时候，如果让其退休和停止招收学生，是国家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二、重视历史，用现代人的眼光重新研读和书写中国历史。三、在大中小学教育中加重人文教育的比重，加强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重新认识和解读，增加历史英雄人物故事的课文，对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加以解读。作为最早在中国高校开设环境陶艺和生活陶艺课的教授，朱乐耕表示，由于发展工业化，很多传统手艺消失了，比如手工日用陶瓷器皿就几乎不见踪影，大量的垃圾商品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这种“粗糙”的生活方式需要改变。对于中国缺少品牌、缺少原创的问题，朱乐耕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真正的原创是以自己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为出发点，并融入现代生活的新元素，是全新的、富有时代感的。”

    全国政协委员王书平：高校应大力培养应用型人才,“教育必须适应并服务于社会的发展，这是教育改革的重大命题。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既需要大量的学术型高端人才，也需要大批从事技术开发与应用的应用型人才。”天津市美协副主席王书平委员说。然而，王书平在调研中发现，目前，大多数地方高校还在沿用精英教育的办学思路，一味追求向综合型、学术型、研究型大学看齐。“这些院校培养的学生，在就业时高不成、低不就，使得高校的人才供给与社会的需求脱节，既加大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也是对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必须把应用型人才培养摆上重要议程。”王书平建议，抓紧制定地方高校转型发展，加快应用型人才建设规划，着力解决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专业设置趋同、课程内容陈旧、与市场需求不适应等突出问题；引导地方高校转变教职员工观念，树立“技术立校、应用为本”的办学理念，建立健全面向市场、政府主导、学校主体、企业参与的办学体制。目前，我国师资队伍建设存在重学历学术，轻专业技能实践的倾向。对此，王书平建议，要通过组织产学研合作、到企业挂职、外出研修等形式，增强现有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还要组织引进一定比例的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到高校任职或兼职，优化师资结构；同时，要建立相应的办学评估和政策支持体系，从评价体制上引导和促进地方高校的转型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王西京：建构中国艺术品市场征信体系,快速发展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当下面临严重的诚信问题。假冒伪劣产品、赝品充斥其中，鱼龙混杂，不仅损害了作者的著作权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且严重挫伤了收藏者和投资者的信心。对此，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王西京在两会上提出“组建艺术品市场征信管理中心，构建中国艺术品市场征信体系”的建议。他说：“诚信危机已经成为制约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关键问题，而信用及其体系的缺失是问题的核心。”王西京表示，建立以征信体系为核心的诚信机制，是突破艺术品市场发展瓶颈的重要举措，更是中国艺术品市场规范有序发展的重要基础与保障，也是进一步做大做强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急迫需要。王西京说，征信服务在中国的发展仅有短短十几年时间，而在世界上却是一个经过100多年发展的成熟行业；征信体系能够依法对市场的参与者进行信息数据的采集、处理、管理、评估及服务，帮助客户判断和控制信用风险，进行信用管理；失信者在市场将会难以生存。